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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鸿波

2015-09-02 09:58 编辑:严贤 来源:江西省体育局


  江鸿波(1870—1948),字雪涛,余干县黄埠镇陂头村人。江鸿波共有八兄弟,他排行第二。这位性情刚直、斗勇好胜、乡土观念浓厚的清末武进士,其宦途生涯虽只短短的几年,但留下的掌故轶事却流传至今。

  受张之洞提拔之恩

  江鸿波19岁捐衔武秀才,22岁赴省乡试,得中第五名举人。甲午年(1894年)进京会试,一举获三科连捷,赐进士出身,钦点五品御前侍卫,授予玉石兰翎顶戴。但在殿试一科,险些名落孙山。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,这时他精神比较紧张,在表演重达八十斤的大刀时,不慎脱手,大刀掉地。说时迟,那时快,他旋即将大刀踢起续演。此时光绪皇帝钦询站在面前的会试总裁张之洞:此士大刀脱手,其武功怎样?张之洞蓄意解脱:“回万岁的话,此招叫‘浪子踢球’,是诱敌之绝招。”难怪这位身材魁梧的江鸿波,每当回忆起这个不平凡的经历时,总是念念不忘他这个宗师恩公的关照。

  在京期间,江鸿波以他的诚笃和勤勉,博得了慈禧太后及京城上层人物的欣赏和器重。一年夏天,他陪同几名御史骑马去京师城郊一个京官家做客,返京时因下了倾盆大雨,地势低洼的路上有一处水深漫腰,急湍滚滚,来往的人们到此只好望洋兴叹而折回,但他却不顾个人身家性命,先将那些御史背去彼岸,而后又擒着马过去,往返十数趟,如履平地。于是回京之后,在那些御史们异口同声的吹捧下,江鸿波在紫禁城的身价比原先又高出了一筹,名气与声望也更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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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廉堂正的御瓷督办

  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,根据慈禧太后的旨意,要派一位大臣去景德镇购办一批高级的宫用瓷器。经御史们的奏疏推荐,西太后点头同意,由光绪皇帝宣诏降旨,钦派江鸿波为正三品御瓷督办。受到拔擢起授的江鸿波,受宠若惊:“启奏万岁,瓷器易办,关卡难过!”光绪皇帝便又下一道钦旨,授予他黄马褂一件、龙凤令旗一面、七星宝剑一把,如有拦阻御瓷者,可先斩后奏。

  督办的御瓷,人物禽兽制瓷的大小,要求仪形物同,款式新颖美观,质量之好更不消说,这对技术高超的瓷都工人来说,虽不是什么难题,但从模式图案的设计,仍得从头研究,加上数量之多,需时近约一年。

  出京之后,这位三品御瓷督办大臣及其僚属们在一批清兵的护送下,乘虎船,威仪显赫地溯昌江而上向景德镇进发。在镇西南鲇鱼山遇上家乡人江接友的民船去景德镇装瓷器,他为了探听阔别数年的家乡情况,便独自一人搭乘江接友的民船,与之长叙,倾诉他的思乡之情。轻舟在谈笑中很快到了鹅颈滩关卡,岸边突然发出“靠拢!靠拢!”的呼喝声,江鸿波示意接友继续驶船前进,气急败坏的关卡官兵立即划着小船追赶,一直追到镇郊西瓜洲,逼着江接友的船拢岸检查。江鸿波这时将自己的“身份证”递给江接友,迅速拉上桅杆,关卡官兵仰首瞧见迎风招展的龙凤旗、黄马褂,个个吓得不寒而栗,慌忙跪下连连磕头。

  这位钦差大臣在景德镇将近一年,时而坐镇以督,时而外出浏览,猎迹饶、广两府及闽北等广大地区的很多城镇及名胜。所到之处,都因他以清廉堂正的大臣身份,对不少主宰一方、无所用心的知县等地方官吏,施加过程度不同的压力而声名四扬。

  外放广西参将

  1898年春节刚过,景德镇一批“乌西子”(流氓、无赖的别称)在街上“跌三满”(用三个铜板为赌具的一种赌博行为),输打赢要。江鸿波出访时看到这一情景,转身就向县衙门走去,要俞知县饬令通告,凡是“跌三满”技术高明赢钱多的,都到县衙门领奖。有些“乌西子”半信半疑地去县衙门试领,岂料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,叫苦不迭,百姓拍手称快。

  是年秋末冬初,戊戌变法失败,光绪被软禁瀛台,再度“训政”的西太后屈于日、英、美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,对光绪皇帝欲废而又不敢废的情况下,在其亲信党羽荣禄的怂恿策划下,打破“祖制”不建储的成规,暗中将宗室近支中的一个后裔拉进深宫立了“大阿哥”(皇太子),兼祧光绪。这时深受慈禧太后赏识的江鸿波,因督办御瓷有功而得宠,由御前侍卫擢升为太子少保(皇太子的贴身侍从兼武术老师)、储秀宫行走,继而晋升正二品。1900年后,由于这位“大阿哥”放荡不羁,骄奢淫逸,被西太后废黜出宫。江鸿波因对这位“大阿哥”的放纵行为无所“规谏”而受到责问,被派出京为官,外放广西参将、“剿匪”统领。

  穷困潦倒回家种田

  赴任后,他以“剿匪”统领的身份坐镇一府。眨眼半年过去了,由于他不愿充当屠杀起义农民军的刽子手,所以在他管辖的范围内,农民军越来越活跃。作为“剿匪”统领,对此又不能无动于衷,他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情况下,就托“病”隐于府内,派其下属舒风祥(余干五雷乡人)穿他的披甲,骑他的战马,冒名顶替代他率军出征。不料,在途经两山夹峙的山坳里时,突然从两个山头上同时发出“轰隆”一阵震耳欲聋的土炮声,打得那些“征剿”清兵屁滚尿流,舒风祥也落马而死,为江鸿波做了替死鬼。但是向上呈报的“阵亡”的“英名”,却是江鸿波。江鸿波闻讯后就弃官而逃,带着家小几经周折回到余干陂头故里。从此,他的仕途生涯就这样梦幻般地结束了。

  后来,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清末武进士一度穷困潦倒,迫于生计,只好在家种田。由于看清黑暗世道,加之他出身穷苦,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,越来越倾向于革命。1932年,他支持在国民党当兵的儿子参加红军。晚年,他在村前摆小茶摊度日,仅存的10亩水田全部典当别人。1948年,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清末武进士在凄凉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  (上饶晚报记者黎波整理)